为什么武则天要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？

武则天：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的治国韬略与母子关系考辨

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卷中，武则天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。唐太宗李世民曾亲昵地称她为\"媚娘\"，而她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，以67岁高龄登基，开创了\"贞观遗风\"的盛世景象。这位非凡的女性统治者以卓越的政治才能著称，她善于治国理政，尤其重视选拔人才，不仅完善了科举制度，首创\"殿试\"这一重要环节，更以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闻名于世。然而，关于她与两个儿子——李弘和李贤的关系，却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。

关于李弘之死，史书记载存在诸多疑点。李弘（653-675年）作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长子，本应是帝国未来的继承人。《新唐书》和《唐会要》中确有武则天毒杀亲子的记载，如《新唐书·高宗本纪》明确写道：\"上元二年（675年），四月己亥，天后杀皇太子\"；而《旧唐书·孝敬皇帝弘传》更是直指：\"天后方图临朝，乃鸩杀孝敬\"。这些记载将矛头直指武则天，认为她为掌权不惜杀害亲子。其中两件关键事件常被引为佐证：一是咸亨二年（671年）李弘为被幽禁的异母姐姐义阳、宣城两位公主请命，违背了武则天的意愿；二是《唐历》所载李弘\"以请嫁二公主，失爱于天后，不以寿终\"。

然而，这些指控值得深入推敲。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仅谨慎地写道：\"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\"，并未妄下结论。他更指出《唐会要》和《新唐书》的记载较《旧唐书》为晚，可能掺杂了后世传言。司马光特别强调：\"《实录》、《旧传》皆不言弘遇鸩\"，对\"鸩杀说\"提出有力质疑。细考历史脉络，武则天在权力上升期并无杀害李弘的必要。永徽六年（655年）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后，李弘即确立为嫡长子。到上元元年（674年）武则天已称\"天后\"，与高宗并称\"二圣\"，实际掌握朝政大权。若说此时还要杀害最受高宗宠爱的儿子，实在有违常理。更何况史料明确记载李弘长期患有痨瘵（肺结核），咸亨二年就因病无法正常理政，高宗在《赐谥皇太子弘孝敬皇帝制》中也明确提到太子\"自被立为太子后就染上痨瘵\"，最终\"操劳过度，使旧病加剧\"。这些官方记录为李弘的病逝提供了合理解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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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则天的政治智慧与胸襟也佐证了这一点。她提出的\"建言十二事\"展现卓越治国方略，重视农业生产，编撰《兆人本业》推广农业技术。对待政敌她也常显宽容，如对撰写《讨武曌檄》的骆宾王，武则天反而赞赏其文采。这样一位具有宏大政治格局的统治者，很难想象会因家庭矛盾就杀害精心培养的继承人。

相较之下，次子李贤（655-684年）的遭遇则更为复杂。文明元年（684年）高宗驾崩后，武则天迅速废黜中宗李显，改立睿宗李旦，同时派丘神勣赴巴州监视被废为庶人的李贤。结果李贤在囚禁中被逼自杀，时年二十九岁。虽然武则天事后表现出悲痛，将丘神勣贬官，但不久又予以重用，这种矛盾举动暗示着此事可能确有她的默许。不过这与李弘的情况存在本质区别：李贤之死发生在武则天全面掌权的关键时期，且其本人确有谋反嫌疑，属于政治斗争的悲剧。

纵观武则天与二子的关系，需要放在唐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理解。从永徽六年（655年）的\"废王立武\"事件开始，以褚遂良为代表的士族势力就强烈反对武则天，这场斗争本质是新兴庶族与传统士族的权力博弈。高宗李治打破\"先帝之命\"坚持立武则天为后，正体现了他摆脱士族控制的决心。麟德元年（664年）上官仪废后未遂后，武则天开始深度参与朝政，形成\"二圣临朝\"的局面。在这样的权力格局下，皇室家庭关系难免与政治斗争交织。但具体到李弘之死，现有证据更支持病逝说，而将\"鸩杀\"视为后世建构的负面形象可能更为客观。

作为历史的解读者，我们应当避免简单化的善恶二分。武则天既是开创盛世的明君，也是深陷权力漩涡的母亲；既有革新政治的魄力，也难免宫廷斗争的阴影。她的故事折射出封建时代女性执政的独特困境，也展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波澜壮阔的篇章。在评价这样的复杂历史人物时，我们需要的不是猎奇式的道德审判，而是基于史实的理性分析，方能真正理解那个辉煌而矛盾的时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