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密！忽必烈远征日本为什么失败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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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次海上大灾难，单日死伤规模空前绝后；就是置于陆上也是无可比拟的，直到1945年原子弹毁灭广岛、单击炸死七万五千人为止。

难怪日本人很快就将之看成众神干预的结果，甚至超过了1274年的那次，从此以后，神佑观念在日本人头脑中确立起来。朝廷和幕府当局诚心祈祷能抵御外敌于海湾。寺庙和神社香火日盛。祈祷不是唯一的防御方式，因为防御墙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经常得到维护和守备，因此，它的一部分至今保存完好。神灵干预的观念在日本文化中变得根深蒂固。很少有人质疑如下论断：神赐台风拯救日本。

然而，不断出现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，真正的获救原因在于日本人自身。答案蕴藏在竹崎季长的故事中，正如“蒙古袭来绘词”所记录的，他在两种场合作战。季长坐进小船去攻击敌人，他登上蒙古船只，取敌两首。他英勇无畏、敢于冒险，又善于控制自己。他只是众多优秀日本武士中的一个。他们有同仇敌忾的强烈意识，在战斗中起了作用。战斗场面一如既往的混乱，但所有这些互不协调的个人行动足以遏制并阻击敌人于海湾。关键问题是，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台风。胜利完全归功于日本人自己。季长通过祈祷表示对众神的尊敬，但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，都没有暗示天在战时或战后进行了实际干预。正如托马斯·康兰在对这场战争的出色研究中指出的：“日本武士有能力同蒙古人作战并阻止对方。”用康兰著述的标题来说，季长和他的战友们“无需神灵干预”。

进一步支撑这个论点的是来自海洋考古学家的成果。激发他们灵感是一位卓越人物茂在寅男，此人值得我们略转话题。他在1914年的某天出生后被取名寅男（意为雄虎），1939年参加海军，却感染肺结核，或许这反而救了他的命，因为战争期间他在疗养康复。后来，他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，任教于东京大学，直到1979年。在六十四岁退休之后，茂在“雄虎”开始了研究消失的忽必烈舰队的新生涯。在博多湾，渔民们发现了一些石锚杆，但它们可能来自于无数沉船中的一艘。1980年，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鹰岛，当年的南方舰队曾停泊于这个长满松树的美丽岛屿上。茂在对海湾感兴趣。他改进声纳传感器用来找鱼，学习潜水（在六十五岁时！），组建一个潜水员团队，开始在海底寻找有意思的东西：矛头、钉子、锅罐，但没有发现能证明它们来自蒙古舰队的“铁证”。然后，1981年，一位叫向江国一的农夫给茂在带来了证据。七年前，向江正在挖寻蛤蜊，突然，他的铲子碰到了硬物——一个方形小铜块，上面刻写着由忽必烈的西藏师友八思巴设计的字。九州大学的考古学家冈崎敬告诉茂在这些文字的意思：千夫长。这是一枚忽必烈高级军官的官印。

受此鼓舞，茂在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——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会，继续深入工作。他和他的团队从泥砂层挖出了剑、矛头、碾米的手动石磨、更多锚杆，还有圆形炸弹，证明蒙古人船上装有弹射器，也间接证明竹崎季长及其伙伴在1274年确实遭到震天雷的轰击。1984年，老年茂在把这项工作转交给日本极少的海洋考古学家之一林田宪三，他于1994年在鹰岛的一处海湾发现了三个木石大锚。碳定年法显示，做锚的木材大概是在1224 （±90）年砍伐的，完全涵盖了舰队成立和启航的时间。

其他发现引导他的团队出海一百五十米，潜入水下十五米，2001年10月，他们在积有一米厚黏稠物的海底摸索，找到了一百六十八件物品——陶瓷碎片、炉砖、一面铜镜、腰带佩饰，最后，2002年7月，发现了一艘大船残骸和散落的船只用材，所有东西就像被搅拌机全部捣烂在一起那样。罐子是汉式的，产于历时长久的江苏宜兴窑场——足以让林田坚信，这些东西就是忽必烈南方军队的遗物。

研究工作继续着，但是，正如2005年林田领我参观他的实验室时所解说的那样，有些结论很明确了。那艘船约七十米长，这让当时世界上其他船只相形见绌。欧洲帆船直至19世纪才接近这种船体规模。只是随着蒸汽时代的来临，西方帆船才最终超越了中国和高丽的军舰（15世纪初，明朝皇帝朱棣下令建造一百四十五米长的巨轮，用于世界航行，这又让忽必烈的船只无法企及了）。

但船体规模并非一切，远洋船舶的关键因素在于构造。这里，忽必烈的造船师们为了赶进度以致偷工减料。卡城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兰德尔·佐佐木（Randall Sasaki）对大约五百块船木碎片进行研究，他惊讶地发现，上面的钉眼紧密相连，很多聚集在一起，似乎是建造者们采用旧材料、遵循老款式。“这表明船木是重复利用的，”他说，“而且，有些木料质量差。”

林田则进一步指出：“迄今为止，我们没有发现适于航海的“V”形龙骨。”

以上两条证据，结合巨型船舰——本应能够抗御台风——的灾难性损失，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震惊但又合乎逻辑的结论：为了应付忽必烈快速建造大量船只的要求，他的造船匠们只好临时拼凑。他们挑选一切可利用船只，不管它是否适于航海；好一些的就交付使用，差一点的就用相同材料改造一下。除了高丽人建造的新船——尚未在鹰岛发现——以外，忽必烈舰队中绝大部分是缺少龙骨的河船，根本不适于远洋航行。

忽必烈的野心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质量监管上的重大失败。监工们或许已经宣称，旨令得到贯彻执行，船只全部准备就绪。没有人告诉忽必烈，如果海上形势变糟，这些船只将是死亡陷阱。忽必烈的疯狂野心、对海军知识的缺乏，实际上使自己的舰队在启航之前就已经被击沉了。

（图片：来自网络）

《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》/ 约翰·曼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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